1.构建数字化监管体系 构建数字化监管体系，必然要求依托现代科技创新监管方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设集信息查询、协同监管、联合奖惩、风险预警、效能监督、投诉举报等功能于一体的互联网+监管系统，联通全国各地各部门现有的电子监察系统，形成覆盖全国的互联网+监管体系。
综合行政执法权不仅包括行政处罚权，还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全流程权力。6这种权力运行模式越发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亟待推进行政权力运行模式改革。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涉及到将多个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以及相关部分行政执法权，从整体行政权中进行剥离分开，把这些剥离出来的行政处罚权和部分执法权集中交给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来行使，这样一来行政主管机关仍是行政管理的法律主体，而综合执法机关也具有行政监督检查的权限。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监督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社会监督效能并未得到应有发挥，社会监督能力并不适应执法监督活动需要。在互联网时代，信用监管属于一种较为严厉的惩戒措施，目前对于其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为尚有争议，目前还未纳入《行政处罚法》进行规制，但是对于信用监管必须建立法定的救济机制，比如被纳入联合惩戒的主体依法享有的知情权、陈述和申辩权、信息更正权、信用修复权、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等应当得到保障。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高度提出：推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打破了原本分散独立的监管执法模式，不仅涉及到职责权限、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调整，也涉及到对组织法、程序法、行业监管法等众多法律法规的修改调整，更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借助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注重通过政府职能在各部门之间的横向动态调整，来打破由于各部门对政府职能包干而形成的条块分割状态，从而实现整体性政府职能的优化配置。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明确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这就导致了在即将来到的下一步体验中，被指向的可能性总是有可能与期望中的可能性不一致，也就是所谓的偶联性（contingency）。
所以，观察立场的不同，决定了对权力扩散现象的不同理解：权力普遍化与生活世界殖民化。福柯坚决地否定近现代工业社会所开启的一个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假说，而认为权力推动了性话语与性实践的爆炸增长。因此，成绩好/成绩坏或者通过/失败在纲要层面上是具有开放性的，需要将社会需求不断转译为教育系统的内在沟通。令人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只是对政治系统的权力媒介采取了抵制策略，却也忽略了作为媒介的权力如何贡献于社会建构和提升人的价值，由此也未再考虑应该建构这样的社会学理论，进而从积极的一面认识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因此，通过功能分化的建构，社会中所有的可能性事件就无法都出现在系统之中，社会系统只允许社会之中非常少部分的、经过系统筛选的可能性进入系统里，大部分的其他事物仍被排除在系统之外。但是，福柯以权力驱逐法律运作、生产知识话语和控制性实践为例，揭示了权力的生产性对社会的全面宰制和去分化的倾向。
[3][德]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语言媒介是为了成功地将一个关于某种外于感知的事物的讯息，以可理解且有意义的方式，告知另一个人。卢曼认为，法规范在两个层面上对政治运作意义重大：第一，权力依赖合法且适当的形式来分置和传递权力，以此创造并获得新的、普遍的合意（consensus）机会。[83]See Rempel, supra note [7]，at 79. [84]See Borch, supra note [25]，at 155-167. [85]参见宾凯：《社会分化与法律理性化》，载《思想战线》2013年第6期，第64—65页。
[13]见前注[3]，卢曼书，第55页。[44]参见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3页。（二）权力媒介的自我限制 在系统理论中，媒介是系统沟通得以衔接的保障。文章来源：《交大法学》2021年第2期。
实际上，福柯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卢曼将之描述为：社会发展促进了逐渐增加的、更为抽象的、预先条件化的、具有结构风险的分化。
相关介绍可参见黄钲堤：《哈伯玛斯—鲁曼—争论之初探》，载《社会研究学报》2016年第2期，第1—32页。所以，虽然卢曼曾将权力的功能表述为，它确保可行的因果链、不依赖于服从权力的参与者意志——不管他是否愿意，[33]但实际上，正是因为作为媒介的权力只能直接参与到政治系统的沟通运作之中，所以不依赖参与者意志最终是通过作为媒介的法律得以实现的。
[53]而生命权力与法律则是一种竞争关系，法律总是与剑相关，而以对生命负责为己任的权力则需要连续的、调整的和矫正的机制[54]。在福柯看来，环绕‘性所建构的知识论述及道德规范，没有一种不是在权力运作的条件下实现的，而各种有关性的论述，又都是为权力的运作和操纵策略服务[77]。以结构耦合的方式，系统能够彼此进行影响，却无法决定彼此内部的运作，继而实现运作封闭与认知开放的结合。因此，在系统理论看来，亲密关系中的性实践排斥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外在的强制力量。第二，法规范帮助政治系统维持内部复杂性，避免政治系统承担不必要的超规则管理任务。三、权力生产性的理论挑战：去分化的宰制倾向 福柯所主张的权力生产性表现出强烈的去分化倾向，通过主体性的塑造过程，权力入侵到有关人的发展的社会各个领域。
人们给从儿童时期到老年的性发展提出了一套规范，精心地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性异常的特征。所以，沟通始终意味着做出选择，而且更准确地说，是根据意义来进行选择：某种东西被选取出来，而某种其他东西没有被选取出来。
贝克曾指出，科学逐渐丧失了对知识的确定性代表，科学对知识理性的垄断被打破，在哪里现代化风险被承认——在哪里风险就发展出一种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71]，这是一种被承认的现代化风险的政治动力。（一）权力领域的限缩：政治系统 将权力理解为所有的力量关系，是权力生产观的首要误解。
而形式/媒介的区分最终要确保系统沟通之间的不断衔接。[55]需要明确的是，福柯对法律的驱逐，自然不是认为法律将枯萎（wither away）于现代社会之中，而是将法律视为规训社会中扮演下层级的（subordinate）或支持性的（support）角色。
另一方面，方法则对符码加以应用，负责将结果分配到真或不真这两个值上。在这一过程中，人不再是权力实施的效力对象，甚至人根本不在权力运作的各个环节之中，权力也自然无法直接规训人的生活世界。[112]见前注[30]，李忠夏文，第28—29页。作为与法兰克福学派论战的老对手，[104]卢曼的权力媒介观则比哈贝马斯更进一步，将目光聚焦于权力如何维系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格局，为此他选择了去人本主义的激进建构主义。
福柯也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权力本质上是以法律为模型、以法律的表述与禁忌的作用为中心的[90]，自中世纪以降，权力的运作总是表现在法律之中[91]。而这种充满复杂性的现代社会尖锐地对立于层级社会所要求的整体性涵括，因为后者要求原子式的个体必须匹配一个特定社会位置，由此才能减少社会治理的成本和降低政治统治的风险。
所以，权力作为政治系统的媒介，直接决定着政治系统的运作，而政治系统以外的社会调整，则取决于作为法律的权力。正如前文所述，社会系统是由沟通所组成的，而人通过社会系统的涵括（inclusion）被解构为社会的片段或角色，[107]被用来当作沟通的生产者、传送者、接收者、媒介及位置，但已经失去传统人本主义思想中的主体地位。
[105]有学者将社会学的发迹归因于（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等）对康德超验主体的反省与解构，而在社会学的持续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第二波激进解构主体的运动则表现为去人本主义化的路径，卢曼的系统理论就是典型之一。行政系统既反馈和接受政治指令，又要将政治指令转译为法律并适用于公众系统。
[30]就第二层意义而言，权力借助法律的规范性预期属性，既确保了权力效力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也减少了为解释权力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所承担的额外负担。哈贝马斯则将权力视为政治系统的媒介，与经济系统的货币一同入侵了原本应当以沟通行动为主导的生活世界。因此，前述示例相对应地就涉及了劳动权、人格尊严、生命权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基本权利保障。首先，在福柯看来，平等原则的背后是通过规训所达致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80]进入18世纪以后，权力不仅仅只是对个体的规训与惩罚，还需要去思考如何对人口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控制，维持人口增长和人口所使用的资源之间的平衡。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棋手对弈中，象棋规则作为基本媒介，使得双方无论通过怎样的走棋策略（形式），都能够在同一意义层面进行沟通。
功能分化意味着权力作为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被严格地限定于政治系统之中，并通过有权/无权的二元符码不断实践着生产有约束性的集体决策的功能。正如卢曼所指出的：宪法作为一种为实证法自身进行奠基的实证制定法，界定了政治权力如何被组织，以及如何在具有法律上所赋予之限制条件的法律形式中获得行使。
[49]See Alan Hunt Gary Wickham, Foucault and Law: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w as Governance, Pluto Press, 1994，p.39-74. [50]见前注[38]，福柯书，第59页。[7]See Michael Rempel, System Theory and Power/Knowledge: A Foucauldian Reconstruction of Niklas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1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79(1996). [8]总体而言，通过社会学理论来分析作为法学基本范畴的权力，是一种从法律之外观察法律现象的二阶观察，能够补充和丰富权力的法理解释。
